譙周著作,于延熙二十年(公元257年)所作,是一篇反對姜維窮兵黷武、發動連年北伐的文章。文中提出應當休養生息,與民休息,靜待敵方有變。這篇文章也被視為益州本土人士對蜀漢外來統治集團的反抗。更反映出了兩方矛盾由來已久,為之后的魏國伐蜀譙周勸劉禪投降的一幕埋下了伏筆。
著作內容:
因余之國小,而肇建之國大,并爭于世而為仇敵。因余之國有高賢卿者,問于伏愚子曰:‘今國事未定,上下勞心,往古之事,能以弱勝強者,其術何如?’伏愚子曰:‘吾聞之,處大無患者恒多慢,處小有憂者恒思善;多慢則生亂,思善則生治,理之常也。故周文養民,以少取多;勾踐恤眾,以弱斃強,此其術也。’賢卿曰:‘囊者項強漢弱,相與戰爭,無日寧息,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,各欲歸息民;張良以為民志既定,則難動也,尋帥追羽,終斃項氏,豈必由文王之事乎?’肇建之國方有疾疢,我因其隙,陷其邊陲,覬增其疾而斃之也。”伏愚子曰:‘當殷、周之際,王候世尊,君臣久固,民習所專;深根者難拔,據固者難遷。當此之時,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?當秦罷候置守之后,民疲秦役,天下土崩;或歲改主,或月易公,鳥驚獸駭,莫知所從,于是豪強并爭,虎裂狼分,疾搏者獲多,遲后者見吞。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,既非秦末鼎沸之時,實有六國并據之勢,故可為文王,難為漢祖。夫民疲勞,則騷擾之兆生,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。諺曰:“射幸數跌,不如審發。”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,不為意似改步,時可而后動,數合而后舉,故湯、武之師不再戰而克,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。如遂極武黜征,土崩勢生,不幸遇難,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;若乃奇變縱橫,出入無間,沖波截轍,超谷越山,不由舟揖而濟盟津者,我愚子也,實所不及。
《左傳》原名為《左氏春秋》,漢代改稱《春秋左氏傳》,簡稱《左傳》。舊時相傳是春秋末年左丘明為解釋孔子的《春秋》而作。《左傳》實質上是一部獨立撰寫的史書。它起自魯隱公元年(前722年),迄于魯悼公十四年(前453年),以《春秋》為本,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《春秋》的綱目,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。三國中關羽由其喜愛閱讀《左傳》,常常秉書夜讀,三國志載“羽好《左氏傳》,諷誦略皆上口”。
《左傳》在史學中的地位被評論為繼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之后,開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之先河的重要典籍。《經學通論·春秋》評論說:左氏敘事之工,文采之富,即以史論,亦當在司馬遷、班固之上,不必依傍經書,可以獨有千古。
它代表了先秦史學和文學的最高成就,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,對后世的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,特別是對確立編年體史書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。
由于它具有強烈的儒家思想傾向,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,重視長幼尊卑之別,同時也表現出“民本”思想,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歷史資料。
它是一部集大成式的史學巨著。不僅是歷史著作,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著作,長于記述戰爭,故有人稱之為“相砍書”(相斫書),又善于刻畫人物,重視記錄辭令。其聲律兼有詩歌之美,言辭婉轉,情理深入,描寫入微,是中國最為優秀的史書之一。受到學界重視是在魏晉時期,先后有服虔、杜預為其作注解,以后成為研究《春秋》的重要典籍。
曹丕著作,成于其為魏太子之時,原有22篇,后大都亡佚,現存《自敘》、《論文》、《論方術》三篇。
《典論》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專題論文,評價了建安七子的長處及短處,并提出“文氣”這一概念。文中對文學的價值予以肯定。當時儒家對”文“的肯定主要集中在經典及史書上,而曹丕所說“文”,則包括詩、賦在內。曹丕此舉,相當于把文學正式提高到與經典、史書并列的位置,為之后的魏晉文學蓬勃發展做出了不小的貢獻。
左慈于山中獲得的修道奇書,分有《天遁》《地遁》《人遁》。左慈修煉此書得以成道,曾在酒席上戲耍曹操。此物與三國志游戲中,一般也都是作為最高級別的寶物,效果多為+智力10并附帶【神眼】【妖術】等稀有技能,為不可多得寶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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